像庆贺三联书店成立五十周年这样的事，我本来以为只有学术文化界老前辈发言的份。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不但是三联在八九十年代为中国学术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见证人，而且与三联的关系似乎也可以溯源到80年代初。
那是在1982年春，我参与编辑三联出版的《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二集，那时三联还没有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我像正式上班一样每天去编辑部选稿、审稿、改稿。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所属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与三联广泛合作，一起活动的时间更多了，这时三联已经独立出来。一批中青年学者与三联同仁精诚合作，在文化热中以共同的责任心和希望，分享着激动和喜悦。在90年代，与三联的联系有增无减，更令人高兴的是，我和几位同行合写的学术专著《语言与哲学》也是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出版的。
多年以来，尤其是近20年，三联对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国人有目共睹。出版工作对思想学术发展的贡献常常得不到足够的评价，其实是决不能小视的。记得我在牛津大学作研究时就听到过这样的议论：牛津的两个文化机构——牛津大学和伯兰克威尔书店对英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孰大孰小，还很难说呢。
一般认为，在引介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方面，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有一种默契分工：商务印书馆偏重古典，三联书店偏重现当代。的确，同是老牌名店，商务印书馆给人的印象是老成持重，而三联书店的形象较为清新、活泼、敏锐。一般而言，新东西更容易引起人的兴趣，其实引进新思潮难度极大。我想在此简单谈谈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三联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而是因为，“如何引介国外新思想”这个问题，实在值得像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那样来探讨。
引介国外新思想并非简单地拿过来了事，我们的译介力量相当有限，不能见啥拿啥，这就有一个理解、鉴别、取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译介国外古典名著倒还容易一些，因为经过岁月的淘洗，对各古典著作的价值和作用基本上有公认的看法。而对最新学理，不论是把握其内涵，还是衡量其地位和影响，都不太容易，需要对当代国外总体思潮、各流派发展演变，以及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发生的社会影响都有相当准确和深入的了解。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引入主要是为了借鉴，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从哲学界看，文革前，曾由中央级权威部门领衔，动员全国力量，出版了诸如《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几套内部发行资料，相当一段时期内，它们是有关人员系统了解国外社会科学新思潮的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来源。这项工程对于维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应当说功不可没。但现在用学理的标准来衡量，它所提供的信息显然不够全面，即使在古典著作移译方面，也存在偏差。我们的指导方针受“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的辖制，而轻视学理价值。长期吃偏食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就显示出来了。比如，中国学者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出奇熟悉令国外同行咋舌，但在另外许多方面的知识空白又使他们同样吃惊。
要准确把握国外思潮中的主流与非主流，重要与次要，真正有价值和热门一时，并不是容易的事。校园内和几本刊物上一时的喧嚣，不一定代表社会的主潮与潜流，有不少经过岁月长期淘洗而沉淀下来的东西，我们又常常易于误解为是不重要或过时的。我甚至认为，就中国学术文化建设而言，对古典补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联以树立人文形象和传播人文精神见长，这种优势应当发扬光大。但中国文化人有种陋见，即把人文与科学精神对立，把当代世界的诸种弊病归罪于科学，甚至把科学和理性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任何有科学史知识和了解古希腊精神的人都知道，科学与艺术同出一源。我想，人文精神应当强健有力，不应带着中国旧式文人的那种迂腐气。
三联的气质既高雅又纯朴，三联人既敬业又亲切，我们会与三联在未来的岁月中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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